1997年至今,野孩子经历了从唱片到数字时代的变迁、乐队解散,还有成员的不断更替:周国彬、高辉、陈志鹏、李正凯、张玮玮……这天,站在舞台上的五位乐队成员是张佺、郭龙、马雪松、武锐、王国旭。

2011年的野孩子乐队  图 / 视觉中国

在张佺的理解中,野孩子的音乐代表了“野草般的荒蛮和茂盛”

周云蓬说《黄河谣》是野孩子最打动他的歌,“这是一首不需要任何伴奏的歌,真正达到了民歌那种自然随心的境界”

“《黄河谣》!《黄河谣》!”歌与歌的间隙,有人在台下大喊。

舞台后的大屏幕里,突然出现一轮红日漂浮在河上。欢呼声像热浪拍打着舞台。

2019年夏末的晚上8点,我到达北京天坛附近的一个Live House,地下一层不大的空间里已塞了数百人。大家都在等野孩子乐队上场,这是他们下半年巡演的第五站。

开场,他们弹了一首《无花果》。曲子过半,主唱张佺对着后台说,吉他的麦好像没开;旁边的鼓手郭龙贫了一句:“我说怎么今天拉得那么好!”场子顿时热了起来。

在Live看演出对于身高和体力普通的人并不友好。比方说这一次,我前方不远处站了一位至少1米9的哥们儿,脑袋和肩膀恰好卡住了我视线所及的景框C位,张佺被他结实地挡住。该哥们儿对野孩子的每一首歌都报以激情的投入,身体随着《野孩子》“哎咿呀,咿呀,咦哟/不要问山高路远我是谁”的律动前后或左右摆动,张佺飞扬的灰色发丝在他的脑袋背后若隐若现。

很多首歌配的视频背景都是黄土高原,这大概是因为乐队成员都来自西北。1995年2月,来自甘肃兰州的索文俊和张佺成立了野孩子乐队。小索做过工人,张佺当过长途汽车售票员,他们都在南方的歌舞厅做过乐手。这年5月开始,他们在西北花了近一年时间考察民间音乐,从延安出发,沿黄河步行至内蒙古。信天游、花儿、秦腔成为某种基因,从此融入野孩子的音乐语言。小索曾说,他们在西北学会了如何歌唱。“我最喜欢西北民歌的朴素和简单,”张佺说过,“听上去就是人们在给自己唱歌,而不是表演。”

当晚,野孩子唱的《早知道》《敕勒川》和《黄河谣》都是这一脉的歌。周云蓬早年在文章里写,《黄河谣》是野孩子最打动他的歌,“这是一首不需要任何伴奏的歌,真正达到了民歌那种自然随心的境界。”

《黄河谣》掀起了当晚表演的第一个小高潮。我前面伸出了二三十双手,手机开着录像功能,对准舞台。“黄河的水不停地流/流过了家,流过了兰州/远方的亲人啊/听我唱支黄河谣……”歌曲和人声都有黄河边的辽阔苍劲。这时,空间上方十来盏顶灯也被调成了红色,把野孩子乐队的剪影照成了一片片红。

《黄河谣》(野孩子乐队20周年专场音乐会)

2

热烈的氛围在野孩子唱《眼望着北方》前被推至巅峰。

“我们的灵魂消失在我们的欲望里……这是二十多年前写的歌,二十多年过去了,我们还没有消失。”张佺低声说。

“牛逼!”场下好几个不同方向的声音一齐传出。

“我们这代人一直在被迫的精神迁徙中不停寻找着自己的位置。”张佺感叹过。1997年至今,野孩子经历了从唱片到数字时代的变迁、乐队解散,还有成员的不断更替:周国彬、高辉、陈志鹏、李正凯、张玮玮……这天,站在舞台上的五位乐队成员是张佺、郭龙、马雪松、武锐、王国旭。

但这些变化从未影响他们的音乐态度,即对流行和模仿的抵抗。“野孩子是真正有自己音阶的乐队。”张玮玮曾说。野孩子擅长将东西方音乐精髓吸收后形成自己的创作,“(野孩子)把这些形式全部整合在了一起,变成新的东西。这些东西就像种子,把它们埋在黄河边上之后,通过黄河水的灌溉,就长成了真正意义上的新的音乐生命。”郭龙曾评价。

候车  图 / 武锐

2018年前,野孩子仅发行了《咒语》《IN THE LOFT》《上海ARK现场》《黄河谣》等现场录音专辑,这晚他们选取的歌大多来自这些专辑,展示了野孩子创作的几个面向:《青春舞曲》是野孩子对维吾尔民歌的改编,密集的鼓点表现了不同于原曲哀叹青春不再的激昂;《尘世奴隶》为代表的歌曲表达了现代人的荒诞,“我们活着都等待死去”;而紧接着表演的《鲜花只为自己开》是野孩子到云南以后的作品,“去到那远方才是你的故乡/回味无味才是美味……”马雪松曾说,他想在这首歌里表达“不惧不迎”的人生态度。

在张佺的理解中,野孩子的音乐代表了“野草般的荒蛮和茂盛”。

《眼望着北方》开始时演出已经进行了一个多小时,观众有些疲乏。而前奏一起,我周围那些微信聊天和朋友圈页面都迅速关上了。“我走过了村庄,我独自在路上/我走过了山岗,我说不出凄凉/我走过了城市,我迷失了方向/我走过了生活,我没听见歌唱……”大家齐声唱,声音悲伤。

一曲结束,张佺没有被观众的热情打乱节奏,继续低语:“我们还站在这里。当然,我们终将消失。一切都会消失。我希望,所有人都能消失在音乐里。”

野孩子在《乐队的夏天2》

3

排练、吃面、踢毽子——这是如今定居云南大理的野孩子乐队的日常生活。

在疆进酒的最后一曲,野孩子表演了专辑《大桥下面》的新歌《不要拿走它》,“献给热爱的云南。”张佺说。

《不要拿走它》的意象由松鼠、野鸭、燕子、山雀等组成,旋律有傣族的雀跃。“云南给我们的影响其实挺大的——以前野孩子的东西都是很强烈的、吉他都是很铿锵的,会变得舒缓,变得悠扬……你是被一个梦幻的氛围给包裹着,所有的事情都风轻云淡……每一天就是窗户边一坐,一杯茶一泡,这么看着云,一天过去就行了。”张玮玮曾在采访中说。

​面朝大海  图 / 马雪松

去年,野孩子发行了乐队成立以来的第一张正式录音室专辑《大桥下面》,一半新歌一半老歌,曲风从浓烈转向豁达,“是乐队承前启后的一次重要梳理。”专辑同名歌曲《大桥下面》创作于1999年。那时张佺和小索住在北京鼓楼附近的地下室,不排练的时候,他们常背着吉他去找住在三元桥两端的岳浩昆和张荐玩儿。桥下大草坪是几个人常用的排练或即兴演出场地。

张佺和小索是1996年到北京的。他们很快开始在北京演出,吸引了一批乐迷。北京给了他们新的创作灵感,《地铁》唱给北京的地下心脏,“想象地下二十里漆黑的地方/钢铁和石垒的天堂”;《生活在地下》来源于他们居住的地下室:“远方的天空总是那么蓝/我却藏在潮湿的角落里。”

2001年,河酒吧在三里屯南街开业,这本来是野孩子排练演出的场地,却成了一代边缘、地下音乐人的聚集地。周云蓬、小河、左小祖咒、万晓利、舌头乐队、张浅潜都是这个音乐乌托邦的客人,大家贫穷而快乐。周云蓬说过,做地下乐队的没上过“河”的舞台,都不好意思见人。好时光延续到2003年,“非典”袭城,河酒吧转让,大家四散开去,野孩子也随之解散。2004年,小索因癌症离世。张佺一个人背着冬不拉从兰州出发,到西藏、到云南。他在路上写了首《远行》,让后来听到的张玮玮差点哭出来:“有人坐在河边总是说,回来吧,回来/可是北风抽打在身体和心上啊,远行吧,远行。”

2009年,张玮玮和郭龙来丽江演出,遇见了在束河生活的张佺。“他也捋顺了,我们坐在那,感觉特黑暗的那些拧巴的东西都过去了。”马雪松和武锐也陆续来到云南,加入野孩子。

10年后的一个晚上,两个小时里,野孩子扎扎实实地唱了20首歌,歌里有他们20年来的位移轨迹。野孩子唱了朋友吴吞和周云蓬的歌,也唱了《地铁》和《生活在地下》。“北京北京,不是我们的家/我现在才知道劳动的人是最穷的/生活不是理想/不能幻想/不是我所能了解的事啊/唱过的人/他不用说出来……”很多声音追随着他们唱了起来。

两首歌的间隙,张佺调整了一下吉他的肩带,垂着头絮絮低语:“生活为什么是一首最难唱的歌啊?爱过的人他不能说出来。”台下掌声雷动。